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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:来自民国三十年梁宗岱的礼赞

来源:中华龙舟网  日期:2019-06-20 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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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讲人:孟 泽


很高兴讲讲梁宗岱对屈原的理解,他在民国三十年五月写作了长文《屈原》,我认为,这是屈原接受史上很重要的文献。


梁宗岱,广东新会人,生于1903年,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、岭南大学,少年时便已获得“南国诗人”的称誉,出版新诗集《晚祷》。1924年赴欧洲留学,先后在瑞士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的多所大学学习,得到保罗·瓦莱里和罗曼·罗兰的赏识,他接受瓦莱里的建议,不以攻读学位为目的,而以充分接受西方文化精华为职志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回国,任职于北大、复旦等学校,1944年回到父祖辈经营中医药的广西百色,研制“绿素酊”,解放初陷入一起冤狱,辗转多年后到中山大学教书,1983年去世。


梁宗岱并不是一个完成了多么伟大“功业”的人,但是,作为成长于“五四”时代的“新青年”,他的思想,他的人格,以及辅成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中西文化教养,值得我们仔细理会。他打小聪明、好学、专注,还有几分顽劣,性情天真而膂力过人,痴迷山野又流连市井,喜欢在风暴中展示自己的强健与野蛮,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冷水浴,体验过并且迷恋歌德在《流浪者之夜歌》中表述的境界:“一切的峰顶”。世俗舆情或以为他在男女之情上有欠庄重,乃浮浪子弟,其实他是单纯透明的,旅欧七年,不会跳舞,甚至不懂得要亲吻自己的女友,成婚后坦然把留学期间女友的名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。更重要的是,梁宗岱服膺的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,中学时代就对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上的话怦然心动——“我活着,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,受苦,死,然而做我所要做的——一个人”,对于罗曼·罗兰题写在送给他的《贝多芬: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》《歌德与贝多芬》上的“为善的美”“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”,充满好感,满怀虔敬。


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描述梁宗岱的生平与性格?因为,我觉得,一个在开放性的、同时意味着巨大历史转折的文化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,一个天性饱满而智力卓越的人,更能体贴同样处在八面临风、充满忧患的转折时代的屈原,更能懂得那种巨大的悲伤,深邃的发问,不可思议的忠贞,不能自已的向往与千回百转的怅惘。在某种意义上,我甚至认为,只有李白才能懂得李白,只有屈原才能懂得屈原


同时,一个时代,是否有新的气象、新的价值理想,不仅体现在它是否有新的创造,同时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及其留存的篇章,有否新的创造性解释。或者说,对于传统(自我)及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,是我们拥有新的气象、新的价值理想的重要标志。


梁宗岱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人文主义者,一个有着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格的思想者、艺术家,一个不仅具有想象力而且充满行动热情的人,他提供了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。


他曾认为,我们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弱点,就是要么全信、要么全疑;要么自尊,要么自卑;要么复古,要么非古,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不走极端,我们就找不到出路似的。这妨碍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过去的认识,也妨碍科学的发达。


通过梁宗岱对屈原的解读,分明可以意识到:我们的艺术精神同样不免有所“偏至”:伦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取向,整体主义与一元主义的思维,垄断因此多少损害了我们在艺术精神上的单纯和诚挚,损害了生命感知与审美感知的丰富性与充分性,我们很容易把神话和宗教的内容历史化,把历史道德化,把广阔的审美情感全盘纳入政治的轨道,舍此之外,似乎不能有别的考量。


正是如此,我们曾经把屈原的“香草美人”之思、“上下求索”之情全部解释成“忠君爱国”,用伦理范围审美,以至高明如班固、朱熹,却不免要责备屈原“扬才露己”“怨天尤人”,责备他不懂得追求“周公孔孟之道,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”。触发屈原不同凡响的思想情感的,也许确实是他对于楚王的眷念,确实是他对于楚国的政治现实怆然有怀。


但是,大家知道,艺术的创造,原本对应着人类不为世俗生活所限定的无远弗届的精神世界,解读文艺,真正的目标和意义,不仅在于可以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创作者创作过程的具体性,更在于去获得关于人、人性的普遍领会,获得超越具体功利性的审美觉悟。这也是经典之所以可以延伸到不同时空的重要依据。而我们在对屈原的观照中,却总是忽略了生命意志的深远广大,而且像蒋勋说的,强化了伦理,却失去了爱,失去了那种可以使生命、使艺术光彩照人的爱,在道学家或者三家村学究的思维中,即使一件真正的艺术品,也往往成为目标具体的应时应景的产物,成为创作者功利主义诉求的写照。这自然不应该是屈原作品的全部命运。


正是从这一点看,在千百年来有关屈子的文献中,梁宗岱的《屈原》独树一帜,他对屈原的解读,有着一种罕见的透彻和澄明,一种深入个人心灵和民族文化机理的感知力和召唤力。他说,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第一个条件,就是它是自主的,它是自己站在那个地方的,它能离开一切外在的考虑因素,如作者的身世、时代和环境,还能够在其他时代的读者心里引起共鸣。


屈原已经离开我们两千年了,但他的作品还是于我心有戚戚焉,为什么?我们和屈原所处的不是一个时代,我们也不喜欢楚王,或者说我们跟楚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,一切最上层的诗,都是最完全的诗,是作者人生观、宇宙观的一个完整的体现,同时能够满足读者的官能的需要、理智的需要、情感的需要。每一个伟大的创作者本身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带有他特殊的疆界和重心,真正最有效的批评,就是摒弃一切生硬和空洞的公式,从作品本身直接去体察他对你的情感的激荡和激发。


梁宗岱早年第一次接触到一本研究屈原的书,便觉得失望甚至反感,在他看来,其中充满了可怕的误解,他甚至因此感叹:一切变为民族经典的伟大作品,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——就是难免被后来的专门学者,或者道德学家穿凿附会,乃至肢解,这种命运几乎不可避免。


20世纪是一个所谓“疑古”时代,除了过于政治化的指认、过于道德化的检讨导致歪曲的理解与推崇外,还有“别出心裁”的对于屈原作品是否属于屈原的不断怀疑。梁宗岱觉得,这种怀疑,大多很没意思。因为,他们不懂一个伟大的人,也有他的单纯,也有他的复杂,也有他的高亢,也有他的低沉,也有他自己解不开的矛盾,他的内心一定是复合了宇宙、天地、人生等所有的悲欢哀乐,所有的冲突。没有矛盾,怎么会有屈原?所以屈原作品里面的不协调,甚至互相冲突的思想、情感,并不是我们怀疑它们的依据。


何况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充满了危机和可能的时代,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全部集中的时代,何况屈原是我们中国诗史上开创的祖师,在他之前,中国的诗歌是短章促节,是他发展出了一种委婉曲折、回肠荡气的诗体——骚体,在这个过程中,他怎么可能没有尝试?没有失败?


按照梁宗岱的理解和逻辑,《九歌》当然是屈原的作品,而且是屈原的年青作品,这对屈原来说很重要,正如《新生》对于但丁很重要一样,没有《新生》就不会有但丁的《神曲》。那么,没有《九歌》就不可能有后面的《离骚》。所以,如果剥夺了屈原对于《九歌》创造这个名分,那么《离骚》的存在就是一个更大的谜,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
自然,屈原最伟大的篇章是《离骚》。梁宗岱认为,《离骚》的黄钟大吕里,有《九歌》的明媚和青春,有《天问》的怀疑与晦暗,古朴如浮雕,也有《九章》里的思想与经验。《离骚》是囊括屈原全部生命全部风格的整体,像《神曲》一样,它是象征主义的,最抽象的理智和理想,化为最亲切的想象和最实在的经验,像《神曲》一样,诗人把他对理想的爱和对女人的爱合二为一,但丁的贝雅特丽齐,他的哲学和神学,屈原的“香草美人”,则是他的家园,他的君国,他的宇宙天地。


梁宗岱说:但丁和屈原,像隔着世纪和重洋的同一颗星球诞生的孪生子,同样生长在国家多难之秋,同样遭到放逐,放逐后他们又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在他们的作品里,铸成光荣的伟词,成为灌溉两个民族的精神养料。你不能想象撇开屈原的东亚的文化和诗歌,正像你不能想象,近代欧洲的诗歌和文化,没有但丁。他用米开朗琪罗献给但丁的诗句描述屈原:“没有比他的放逐更大的虐待,世界上也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。”


按照梁宗岱的理解,说屈原的自沉是出于极端的悲愤或绝望,并不高明,因为屈原的诗处处告诉我们,他唱得最沉痛处就是他最依恋生命的时候,他是最纯粹的人,也是最丰富饱满的人,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意者,更不是一个身世凄凉精神落魄的政客,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爱与理想。因此,他对于生的眷顾,强烈到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,叮嘱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。反之,每提到死,他却出以极坚决极冲淡几乎可以说淡漠的态度。他的自沉显然并不是愚夫愚妇般出于一时的短见和忿怼,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他意志的绝对自由,而且,是经过冷静理智的审思熟筹的。他的生的意志那么强烈那么蓬勃,对于现实又那么惓怀那么热诚,巨大的忧伤,巨大的痛苦,意味着一个生命力丰沛的主体,无法设想,一个只剩下憔悴和愁苦的人,可以承担屈原那样深邃广阔的精神世界。


因此,屈原的自沉对于他是一种“就义”——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,定心广志,吾何畏惧;同时是一种“理想”——虽不周于今之人兮,愿依彭咸之遗则,超无为以至清兮,与泰初以为邻。


好了,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梁宗岱对屈原的礼赞,挂一漏万,也许还把自己的想法附会成了梁宗岱的意思。其实,我最想表明的是,对于经典的创造性解释,一定伴随着解释者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价值理想。否则,就只能盘桓在古人的阴影之下。谢谢大家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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